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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88环亚娱乐手机登录第八章新闻哲学观念论(三)社会责任传播理论

时间:2019-02-03编辑: admin 点击率:

  18~19世纪,传播媒介对民主政治曾有过极大的贡献。在自由主义人本思想的基础上,西方新闻思想得出了系统性的结论: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本质上是以服务社会为目的,是信息和观点公开与交流的平台。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西方新闻界经历了争取新闻自由、政党报刊和媒介产业化三个阶段。至20世纪,传媒业已成为庞大的商业结构,这是资本自由化的结果。

  资本的自由化建立在两个前提上:1.自由而公平竞争的公开市场;2.顾客有充分鉴别商品的能力。在这两项因素的影响下,工商产品的品质必须不断提高,而产品的价格又必须下降,否则无法生存。这种情况的长期发展,逐渐形成了报业所有权的集中和“一城一报”的局面,最终导致自由而公平竞争的公开市场遭受破坏,报业垄断现象极其严重。社会责任论者西奥多·格拉泽(TheodoreL.Glasser)曾说:“20家公司控制着6100万份日报的一半多的日发行量;20家公司掌握着这个国家11000种杂志的多半收入;三家公司操纵着大部分电视收入和电视观众;还有10家大广播电台,11家图书公司和4家电影公司。”[1]这种格局致使大众传播的掌控者,与享有听说看等自然权利的公众利益相悖。

  同时,不少读者的低级趣味及鉴别能力不足,使那些粗制滥造、夸大渲染的黄色报纸,呈现出一枝独秀的局面,而那些庄重负责、维护公益的报纸却失去竞争力。这是报业资本自由化产生的流弊,基于这个理由,近年来有些学者便应用“葛勒什姆定理”(Gresham'sLaw)有关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来解释当前的传播媒介。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多次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危机后,开始对自由主义主张的理性、道德等产生怀疑,这在新闻学中表现为一场观念性的变革:由传统的自由主义传播思想向社会责任论(SocialResponsibilityTheory)推进。

  现代心理学研究的新发现,也是社会责任论产生的根源。20世纪以来,心理学家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发现人类并非完全的“理性动物”,人类本性并非全然的“善良”。这些研究结果推翻了传统自由主义数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哲学基础,致使人们不再信奉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取而代之的,是计划政治、计划经济与各种社会福利安全措施。这一新发现应用到报业上,则表现为社会责任论的思想体系,如《报刊的四种理论》便极力推崇“自由是伴随着义务的;而享有特权地位的报刊,就对社会承担当代社会的公众通讯工具的某种主要职能”。[2]

  社会责任论者认为,新闻机构在享有新闻自由的同时,应承担道德责任;既追求积极的自由,扩大以及发展新闻自由的权力,又要建立与社会“分享共同价值”的大众传播体制。从根本上来说,社会责任论并非新闻学理论的新发明,而是心理学新学说的普遍应用。

  社会责任论乃由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衍生而来,同时又对自由主义传播理论作了很大的创新。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对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的论述,提出了对人性问题的探究。

  传统自由主义新闻思想认为,人类是理性动物(ReasonableAnimal),性善仁慈,有独立的意志;能根据良知良能,分辨是非善恶。即使是最荒唐的意见也可以发表,因为只有把社会当中个人不论是高尚还是低劣的思想及观点表达出来,人们才会发现真理,而生活之目的就在于不断追求和实现真理(Truth)。既然有了言论和出版自由,人们就乐于发表意见,愿意在理性的指引下讨论问题,而不会无的放矢。卢梭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众学者之一,他深信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人类自然就会发展成为思想公正、判断正确的理性动物。

  但是,社会责任论否认了这一观点。社会责任论者认为,人类并不是完全的理性动物,他们的理性和道德值得怀疑;人类的选择亦非经常正确,因为“人性”乃是食、色与各种嗜好(Food,SexandFun)的综合体,这些基本欲望决定了“人性”的基本内容。人不可能天生有一种动力去寻求真理,他能够运用理性,却常常厌倦那样去做。思想上的懒惰,导致了人往往沉沦于无所用心的盲从状态中,智力渐趋愚钝,并时刻有退化的可能。

  近代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依德(SigmundFreud,1856~1939)的潜意识行为理论(TheoryofSubconsciousness)发现,人类不是完全合于理性,而是懵懂、懒惰和自私的。弗洛依德认为,人类行为主要受潜意识(Subconsciousness)的支配,生活的目的不是寻找真理,而是满足当前的迫切需要及愿望。所以,必须先有良好的教育和健全的社会制度,鼓励并引导人类向善,社会才能协调发展。如果人类不经过教育,则很难有正确的判断。完全放任自由,人类必然会变得自私、短视,不为未来及后代子孙着想。

  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也都承认,人性是颇为自私的,对他人的福利往往具有偏见(Bias)。他们反对激进的个人主义,并怀疑意见自由市场的可能性。因为自由市场不可能长期存在,放任自由竞争的结果,只可能导致必然的独占。他们更不相信自由主义所称的宇宙有只“无形的神手”,或“自我正确的原理”(Self-RightingProcess),因为历史已经否定了这种说法。他们相信,个人的过分放任,势必危害到社会的公共利益。

  传统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对社会及其与个人关系的认知,受到牛顿(IsaacNewton,1642-1727)学说的影响。牛顿认为,宇宙是一个无时间性及永久不变的空间(TimelessandUnchangingOrder)。在自然社会中,人类是这个不变宇宙的永恒主宰,每个人都有一些天赋和绝对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NaturalLaw)。然而,达尔文(Charles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TheoryofEvolution)却从根本上否定了牛顿的宇宙观。他认为,宇宙是随时间不断进化的,社会的价值标准也会随着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变更,从而推论出,宇宙中不可能有永恒不变的定律。

  尽管自由主义仍坚持“每个人都有一些天赋和绝对不可剥夺的权利”。但自从爱因斯坦(AbertEinstein,1879-1955)的相对论(TheoryofRelativity)问世后,人类开始意识到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权利也不例外。ag88环亚娱乐手机登录,各种自由权利的享有,都以承担相应的责任为前提。现代政治学者也已否定了“自然法”的观念,并认为“自然权利说”只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口号而已,它是基于一种假设,实际上并不可能存在。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关于自由权利绝对不受干涉的理论基础,是站不住脚的。

  传统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社会”仅是个人的组合,其本身没有任何目的。而社会责任论认为,社会本身虽无目的,但它代表了所有个人的“整体”利益。因此,在任何文明社会中,“社会公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都已得到了公认。这是现代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调和,也是社会责任论的基本观点。

  真理(Truth)是真实(Truce)、事实(Fact)、实在(Reality)、诚实(Honesty)与信实(Sincerity)的综合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公正(Justice)的意味。在西方思想源流中,追求及实现真理,是人类最高品质的象征。

  传统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相信,只要政府采取放任的态度,让所有意见,包括虚伪与谬论,完全自由发表,真理自然会在与谬论的辩论中明晰出来。所有的观点都应当接受自由辩论的考验,意见也会在交锋中自我纠正偏差。

  社会责任论却认为,人类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合乎理性地做出正确判断,所以必须先有好的教育机制、好的新闻工作者激励人们运用理性,“真理”才有可能出现。没有这种激励,人是不会主动去追求真理的,例如:有关公共事务的问题,人民必须先有足够的教育水平,再经过新闻工作者对公共事务做出客观且充分的分析报道,“真理”才有可能出现,才会愈辩愈明。如果这两项前提缺少了其中之一,真理就难以显露。

  总之,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哲学,产生于17、18世纪的集权社会,其主要功能在于推翻集权统治。但19世纪后,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社会都市化三大革命的相继发生,促使社会变革,个人日趋社会化,报业迈向商业化。在此情况下,社会价值与道德标准随之变化,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哲学基础受到了挑战。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CarlBecker)曾说:“理性与真理两者间的界限已经是扑朔迷离了。我们相信,理性只不过是动物有机体的一种功能。至于真理则是对不调和经验的一种理解;这些经验为了某种特殊目的与当时特定情况,必须作符合实际的调整。”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动摇,人们对于个人、理性与社会、国家的观念不再像启蒙时代那样乐观与激进。现代社会至少不盲目伸张“新闻自由”,而是要求对大众媒介加上某种必要的“约束”,建立“自由而负责”的传播事业。

  传统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极力诘问集权主义传播理论关于“唯有集体才是真理的表征”的观点,但是,自由主义所标榜的“唯有个人理论绝对自主才是通往真理的途径”,又被现实攻击得支离破碎。这表现在:

  1.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大众媒介是一种社会公器(PublicInstrument),旨在服务民主政治;但是,媒介商业化的结果却使大众媒介为少数人所垄断,追求利润已然成为无可阻遏的目的。

  2.媒介市场的恶性竞争,导致了大众媒介纷纷以“激情主义”处理新闻,黄色新闻严重泛滥。夸大、渲染与欺骗等传播方式,妨害了社会的正常发展。

  3.竞争导致大众媒体的兼并,产生了垄断性的报业集团。如此一来,“理性绝对自立”的尊严荡然无存,“意见的自由巿场”不复寻找,所谓的“自我矫正”又如何可能?显然,这些现实都与传统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所标榜的理念背道而驰。

  20世纪,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侵蚀了自由主义最初的思想精髓。例如美国新闻业者就认为,他们和其它的私有企业一样是在做生意。不同的是他们可以利用宪法所赋予的新闻自由,不受限地采集信息,经过记者、编辑的加工,成为新闻而传播给大众。这些自由被滥用的行为,使人们对自由失去了原本坚定的信任感。[3]

  不负责任的传播态度,使得传播活动损害了社会其它权利主体的利益,也使大众传媒本身面临信任危机。当时,虽然也有大众传媒机构基于专业理念,提出了一些道德法规和工作准则,但这些准则亦构建在传统自由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例如,20世纪20年代最早制定的《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之新闻界信条》(PressTenetsofAmericanSocietyofNewspaperEditors,即第一章提到的《原则声明》),就明文:“法规中隐含着:相信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能够发现真理,并能用理智诉诸读者的明辨和理智。”[4]这种形式的道德约束,无法成为新闻自由权利与义务之间的轴心。从根本上说,这种虚设的制约形式与责任是有隔膜的,自由主义新闻观念对责任思想的缺乏,为责任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基础。

  美国大众传播的社会责任论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渐趋成熟,此后一直到80年代,它都在缓慢地发展。最初的责任论并不是美国大众传播业自我克制的产物,而是来自大众传播的外部,即对新闻自由和前途满怀忧虑的思考者的研究成果。

  1944年初,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rtHutchins)组成“新闻自由委员会”,邀请了12位著名学者担任委员,这就是后来被人们誉为“20世纪最著名学术团体”的“哈钦斯委员会”(HutchinsCommitte)。委员会用两年多的时间,对美国新闻自由现状进行了艰辛的调查,前后听取了58家报纸、杂志、广播电台以及多位电影界人士的证词,收集了225人的意见,提出了176份文件和分析资料,召开过17次委员会全体会议后,终于在1947年3月2日,发表了第一期报告《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AFreeandResponsiblePress)。传播学者克里斯蒂安曾指出:“我们称为新闻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就诞生于这些有说服力的综合性研究中。”[5]

  在《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这篇报告中,委员会一开始便提出了新闻自由所面临的危机。“问题与原则”一节中写道:

  新闻自由委员会准备回答一个问题:新闻自由是处于危险之中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新闻自由委员会认为,新闻自由处于危险之中,其原因有三点:第一,随着新闻业的发展,大众传播作为一种工具,对于人们更加重要了。但是,作为大众传播的工具,其发展却极大地降低了那些依赖报业表达意见和思想的人的比例。第二,那些将新闻机器当作大众传播工具使用的少数人,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第三,那些掌管新闻机构的人,时常参与为社会所谴责的活动。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要采取限制和控制措施。[6]

  报告清楚道明了新闻自由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乃是缺乏责任的约束。“新闻自由的危险,部分源自新闻业经济结构的变化,部分源自现代社会的工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更是由于操纵新闻的人不能洞见一个现代化国家对新闻业的需求以及他们不能判断责任和不能承担需要新闻业肩负的责任所造成的。”[7]这一报告,确立了大众传播社会责任思想的问世,也宣告了一个相较于传统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更成熟的新闻自由观的诞生。它最先明确了大众传播责任的原则,从根本上奠定了社会责任学说的理论基础。

  然而,报告发表后,却出乎意料地遭到了许多报界从业者的反对。施拉姆分析说:“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之所以激怒了报界,原因并不在于它宣示关于责任问题的积极主张,而在于这些‘局外人士’所发出的批评,实非经常处在敏感状态的报业所能忍受;最重要一点在于委员会竟敢对着报业舞动一支巨棒。”[8]

  彼德森也仔细分析了委员会的这一媒介责任思想与大众媒介对立的具体原因。他说:报界认为委员会的评估是不客观的,他的实践并非委员会所说的那样糟;而且委员会认为通讯工具的集中已经危害了思想的自由传播,因而建议政府增强对媒介的控制,报界认为这些主张都有利于新闻自由。[9]但无论如何,委员会对责任论的直接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它对大众媒介提出的责任思想,常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引用。

  20世纪50年代,大众传播的社会责任理论正式确立。美国三位大众传播学者希伯特、彼德森与施拉姆,合著《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社会责任传播理论”被列为其中的一种。该书强调了“社会责任”是近代传播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阿特休尔认为,在“新闻自由委员会”之后,施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第一次为责任论命名。[10]

  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中,美国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ofIllinois)传播学院院长彼德森执笔了“社会责任传播理论”这一部分。

  自由主义者认为,大众媒介的目标在于反映世界的全貌,加之人的理性可以把真理从谬误中分辨出来,因此报纸可以发表伪善、虚假的意见、观点等。彼德森对此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实际上,人并非道德的恪守者,传播者也不能时刻显示高度的道德感。在言行上,人的表现并非完全合乎理性;受传者也往往经不起诱惑,他们易于堕落,对于媒体上出现的不道德事物,会不假思索地接受。因此,大众媒介必须负起一种责任,对于超乎常人抵御能力的诱惑应该作适当的处理。如同埃弗雷特·丹尼斯(EverettDennis)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所拥有的应该是一个社会责任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新闻业享有某些权力,同时也承担责任和义务。”[11]

  彼德森认为,自由与责任同时存在,大众媒介在宪法的保障下享有特殊的地位,相应的,它也须承担社会责任,并对社会克尽职责。大众媒介如能恪守自身的责任,并以之为经营的基础,则自由制度当能满足大众的需要。反之,若大众媒介无法克尽己责,其它团体便应出来干预,使其社会责任得以履行。

  “新闻自由委员会”对此也持有相同的意见:是有条件的,它的性质是在权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以人对他的思想负有义务为基础。如果一个人不负担起这个对于他的良心的义务,如果他反而运用去煽动仇恨、诽谤、说谎,如果他故意利用来玷污真理的源泉,那么他就没有要求的权利。只有在他负起相应的道德义务时,他才有道德权利。”[12]

  1957年,随着施拉姆的另一著作《大众传播的责任》(ResponsibilityinMassCommunication)问世,社会责任传播理论逐渐为世人所知,从此新闻界开始了以自由与责任为主题的社会责任传播理论研究和思想传播。

  社会责任论在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基础上产生,而又超越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范围。它赞同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报业应享新闻自由”的理想,同意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对媒介三大功能的阐述: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服务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权利,却不同意自由主义传播理论“人为理性动物,性善仁慈”的哲学基础,也反对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放任自由的做法。实际上,它是对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扬弃,所以社会责任论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报业”。虽然社会责任传播理论根植于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却与之有诸多相异之处:

  1.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把政府看作集权统治的继续;社会责任论则视政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

  2.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社会责任论则希望政府应主动地去促进自由,必要时,政府应与大众、媒体三者协同一致,共同发挥传播的功能。

  3.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所揭示的自由是消极的,我们通常称之为“不受外界限制的自由”;而社会责任论的自由则是积极的,它要求拥有能够达到人们所希望的目标的必需条件。

  4.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新闻自由纯粹是个人的权利,强调“开明的自我利益”,因此为了满足一己的理性与天赋,环亚娱乐手机app宿松县保安服务,要除却一切加诸个人的限制;社会责任论则强调“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之福利”,权利与义务(责任)已由个人转移到社会,由理性移转到良心与宗教伦理。它的目标在于促使社会更易于发挥各种功能,使人类获得最大的快乐。

  社会责任传播理论与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所表述的责任,与集权主义传播理论所强调的责任也有很大区别。

  首先触及社会责任传播理论中责任问题的是路易斯·霍奇斯(LouisW.Hodges)。他认为,经常使用的“责任”一词有两种表述,一个是“Responsibility”,另一是“Accountability”,这两个表示“责任”的英文单词有不同的含义。

  霍奇斯认为,若将“Responsibility”理解为大众媒介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那么,“Accountability”则是指一种外部权力,包括政府、法院或其他权力机构,对大众媒介的“责求”。顾名思义,责求隐含着有能力或有权力要求大众传媒负责,并对此作出解释。由此可见,“Responsibility”更多的是指大众媒介自发地负责,包括对自身所传播内容的准确性和传播行为的正确性负责,它规定了媒介“应该做什么”。“Accountability”强调的责任带有强制性,容易令人产生限制新闻自由的误解。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相互之间是存在责任联系的,媒体与社会也不例外。在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大众媒介所承担的责任有三种表现形式:[13]

  1.指定式责任(AssignedResponsibility)。在某些国家,大众媒介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新闻业者的一部分责任往往由政府指定,另一部分则由他们所属的媒介机构或公司指定。

  2.契约式责任(ContractedResponsibility)。新闻业者通过与社会订立“契约”,自愿承担某些明确或者隐含的责任。契约式责任可以细分为两类:其一,新闻业者与雇佣他的大众媒介组织订立契约,明确规定所应承担的责任。其二,新闻业者与公众之间订立的“契约”,它与公众利益是一致的,如社会要求新闻工作者起到沟通信息的作用等。

  3.自愿式责任(Self-ImposedResponsibility)这一责任与新闻职业道德有关。它是新闻业者自愿将责任融于自律的价值体系之中,自觉承担责任。丹尼·埃利奥特(DannyElliott)不同意霍奇斯的观点,并对大众媒介的社会责任做出另一种表述。在他看来,所谓的“责任”,是一种职责或可称之为义务。它是由职业道德的要求决定的。他认为,决定大众媒介责任的因素有三种:[14]

  埃利奥特的责任观从责任的存在,即媒体的职责功能出发,指出责任与大众媒介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说:“无论大众媒介置身于怎样的社会中,它们都对社会负有责任,而且每种媒介都要对依赖它们而获知信息的公众、团体负责。不管是私有制媒介,还是政府所有制媒介,不管有无新闻控制存在,也不管这种控制是来自新闻机构本身,还是来自外部力量,责任都是存在的。”[15]

  在他看来,只要媒介试图对社会产生影响,责任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责任还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显性责任(VisibleResponsibility),它通常表现为媒介组织的公开承诺。例如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大众媒介机构都向社会、公众保证提供准确、重要、有益于社会的新闻,以获得社会和公众的信任。另一种为隐性责任(InvisibleResponsibility),这种责任是对编辑、记者个人而言的。当他们加入到一个媒介组织,成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时,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接受该组织的工作标准,履行职责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不可否认,个人的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家庭背景和文化意识等所构成的个人道德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对责任的认知和履行的程度。

  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界的先导人物约翰·梅里尔(JohnCMerrill)在埃利奥特编的《负责的新闻业》一书中,倡导多元化的个人责任观。这种责任观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认为,有三种大众传播的责任理论:

  根据以上观点,第三种责任理论与美国社会传统价值观吻合,因而它适用于美国大众媒介。在他看来,责任应该是多元化的,应该由新闻业者个人自由决定,这种自由不违背美国社会所信奉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信念。

  梅里尔甚至主张,民主社会依赖于那些行动自由的新闻记者,即使他们的行为看起来有些不负责任,社会也应该给予宽容;由政府制定责任或者为责任立法都有可能损害新闻自由。他说:“如果我们想保护自由,同时又坚持更多的责任,那么,我们只剩第三种理论可选择;如果我们要采用组织手段强迫新闻业实施责任,那么,我们就要冒丧失新闻自由的巨大危险。”[17]梅里尔的责任观建立在尊重个人自由选择的基础上,但这种观点有可能导致对媒体错误行为的姑息。

  由此可见,美国大众传播学界对责任的理解和界说是多样化的,但彼此都以自由传播为其基本精神,它的前提是:“自由基于限制,权利来自义务”。正因为要拥抱真正的“新闻自由”,所以媒介自身必须要求自我积极地履行责任与义务,实施“新闻自律”,自我限制不当的自由,以免重蹈传统自由主义的覆辙,造成道德的沦丧。

  社会责任理论对新闻从业人员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它能够让新闻工作者产生一种积极的情感,即自己是在为社会作贡献,是在为大众利益工作。从而不会以金钱利益为准则,不会用闲言、色情及暴力等来迎合某些受众的低级趣味;其次,新闻工作者以社会责任理论作指导,可以避免盲目性,就如夜间的航船有灯塔为其导航一样;再次,它能够消除政府对新闻界进行干涉的威胁,而使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自律。

  媒体自发承担肩负的社会责任,尤其表现在社会处于危急之秋。当有关部门或机构企图掩盖事件真相时,媒体能否及时反映社会时局,透过发布真相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在这一点上,香港媒体在SARS一役中功不可没。

  在SARS爆发之初,香港媒体未能予以足够重视。2003年3月20日,世卫警钟敲响后,他们才幡然醒悟,并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当时,香港医管局强调没有爆发社区感染,“非典”只是医护人员之间的事,但媒体很快就开始质疑官方的说法,并与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争论,还多次要求医管局提供详尽的数据,但一直不得要领。

  3月17日晚上,记者在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钟尚志召开的记者会上听到他哭诉,得知非典已在社区爆发,而且找不到病源。翌日,大部份报章即以极大的篇幅报道,至此,记者普遍有了一种共识:政府在此事件上有所隐瞒。

  26日晚,中央图书馆发现有员工感染非典。同一时间,淘大花园爆发居民集体感染;特首办公室亦发表声明,认为非典局势严峻,考虑限制与病患有密切接触人士的活动。香港电台当晚两度中断了赛马节目,第一时间发布中央图书馆疏散、淘大居民集体感染的新闻及特首办声明。《明报》第二天的头条用一个概括式的标题“香港病呆了”,点出香港的局势。

  翌日,政府公布五项措施,包括旅客入境须填报健康表格及全港学校停课,家长焦虑之情稍为宽减,但整个社会的神经仍然紧绷。4月1日愚人节,一名中学生在网上散布谣言,说香港已宣布成为疫埠、董特首辞职等。谣言在一个上午传遍各社群,中午开始有人在超级市场抢购米粮。下午二时许,政府公开辟谣,香港电台也在第一时间播放政府声明,令抢购粮食的风潮很快平息。

  与此同时,北京及台北的疫情有了新的发展,香港新闻界又多了内地及台湾的两条战线。这期间,除了公布三地的疫情,每天下午四时半的政府新闻发布会若有特别议题,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对香港进行制裁或限制港人活动的措施,香港各大电子媒体都会加倍关心。而各行各业在SARS事件中受到的影响,以及如何自强,也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5月30日,屯门医院内科医生谢婉雯逝世后,香港媒体大量报道她自愿抢治病患的感人事迹。市民对她莫大敬仰,形容她为香港的“南丁格尔”,赞扬她舍生救人、热爱香港,是“香港的女儿”。

  此外,香港六家电子媒体,包括香港电台、无线电视、商业电台、亚洲电视、有线日联手推出“心连心全城抗炎大行动”,画面上出现了许多抗炎的动人故事,无线新闻更开辟富有人情味的特写环节——“抗炎自强”。在媒体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局面。[18]在“非典”肆虐的过程中,媒体自发性的承担社会责任,使其在非常时期成了民众的指路明灯。

  最后,让我们以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所提出的一项目标,作为本章的总结。“‘集权主义传播理论’旨在维护统治者的权利与地位;‘新集权主义传播理论’(指前苏联)则旨在维护并增进苏维埃社会制度,‘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是要代表公民,并对政府加以节制;至于‘社会责任传播理论’,则在维护发表之自由,并使社会冲突提升为讨论的水平。”[19]

  [1](美)丹尼·埃利奥特编《负责的新闻业》第87页台湾贤明出版社1986年

  [2]JohnC.Merrill,TheDialecticinJournalism;TowardaResprns:bleUseofPressFreeidom.BatonRouge:LouisianaStateUniversityPressPg.97-981989

  [3]美)丹尼·埃利奥特编《负责的新闻业》第100页台湾贤明出版社1986年

  [4]韦尔伯·施拉姆等著《报刊的四种理论》第100页新华出版社1982年

  [5]罗伯特·苏穆尔编辑《新闻业的诸种责任》第41页NotreDame大学出版社1984年

  [6]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编《自由与负责的新闻业》1-2页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1947年

  [7]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编《自由与负责的新闻业》第1-2页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7年

  [8]韦尔伯·施拉姆著《大众传播的责任》(ResponsibilityinMassCommunication)第99页台湾远流出版社1992年

  [10](美)赫伯特·阿特休尔著《从弥尔顿到麦克卢汉》第284页纽约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

  [11]埃弗雷特·E·丹尼斯、约翰·梅里约《媒介辩论》第77页英国朗曼出版社1991年版

  [12]韦尔伯·施拉姆等著《报刊的四种理论》,第114页新华出版社1982年

  [13]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238页季燕京撰《自由主义理论》新华出版社1998年

  [14]丹尼·埃利奥特编《负责的新闻业》第32页台湾贤明出版社1986年

  [15]赫伯特·阿特休尔著《从弥尔顿到麦克卢汉》第34页纽约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

  [16]赫伯特·阿特休尔著《从弥尔顿到麦克卢汉》第49页纽约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

  [17]赫伯特·阿特休尔著《从弥尔顿到麦克卢汉》第56页纽约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

  [18]参考张圭阳《香港传媒非典一役的总结》香港电台传媒透视200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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