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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新闻哲学观念论(四)其它新闻传播理论模式

时间:2019-02-04编辑: admin 点击率:

  传播业界和学术界公认,它开了比较新闻学之先河,揭示了新闻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该书不但在英美等国被用作大学教科书,并且被译成多种文字传扬于世。中国新闻学者芮必峰认为,该书的历史功绩在于:(1)探究不同社会制度与报刊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对西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影响;(2)对各种报刊体系差异所作的哲学根源上的探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层次;(3)“四种理论”模式一直影响甚至左右着后来的媒介理论;(4)西方推崇的“社会责任理论”经过该书的系统阐发得以广泛传播。[1]

  《报刊的四种理论》是新闻理论研究史上最有价值的文献之一。自诞生之日起,这一著作就受到无数传播业者和学者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各种争议。

  《四种理论》极力推崇大众传播的社会责任,然而,正是这一理论,遭致许多传播业者和学者的抨击。如美国传播批判学者赫伯特·阿特休尔在他所著的《权力的媒介》(AgentsofPower)一书中,便对社会责任传播理论进行了重大批判。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四种理论》在分析前苏联等国社会主义新闻实践时,含有作者偏见和曲解。

  传播业者和新闻学者对社会责任论的批判,主要源于“社会”这一术语的含糊。首先,这是一个没有表达清楚的抽象概念,如果把它同“国家”(State)这个概念联系起来,不仅会导致语意上的混淆,甚至会引起思想上的巨大混乱。“国家”有时候可以指政府、民族,还可以指社会,如此一来,这三个术语也就含混不清了。

  其次,“责任”在新闻工作者这里似乎也遇到了难题。英国哲学家格林认为,“义务可由法律强制执行,而责任则不然。除非我们是自由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2]如果新闻工作者是不自由的,他就不可能尽责,至少不可能对社会公共事业尽责。而如果他是自由的,他就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他可以选择为出版商负责,也可以选择为自己的职业负责,还可以凭自己的责任感行事。

  因此,如果一名新闻工作者奉命承担义务,仅报道合乎出版商或政府意愿的消息,可以说他已经尽到了责任(也就是尽到了“义务”);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这位新闻工作者发现这类消息在道义上不得人心,从而拒绝报道的话,他也同样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即格林所指的忠于个人意志的“责任”)。如此,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似乎找不到依托,记者无论报道与否,都是尽了责任的。因而也就无法用“责任”来约束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由是观之,“社会”及“责任”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都是语意模糊的。新闻工作者对这两个词理解的分歧必将导致对“社会责任”认识的不明确,从而以自己的主观设想来诠释社会责任。说到这个术语时,“他可能是为他所处的社会,也就是指那些有文化,能说会道而又关心公共事物的中上阶层的男男女女”负责。[3]

  同时,社会责任还为那些信奉这一学说的人披上了神圣的外衣。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指出,“任何一个宣传自己说为社会服务的机构,都可能要主张一种道德尊严和权威。否则他就不能证明自己所干的事是正当合理的”。[4]这并不是说,新闻媒介机构缺乏道德尊严,而是说,社会责任论为其信奉者提供了一个主张道德尊严的机会。这个机会似乎不管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现状,或合乎全体人民的利益,基本上都是合理的。

  与此相对,社会责任还可以用来“指为那些在社会上流分子统治下的受难者而效劳尽责,而不是为那些社会名流效劳尽责”。[5]美国一犹太神学院院长露易斯·芬柯斯坦(LouisFinkelstein)曾指出,公司奖励通知怎么写?(附范文,社会责任论是针对所有那些既缺乏生活必需品,又缺乏自我价值意识的人而言的。他进一步指出:“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上失去权利的人需要尊严,需要自信,如果我们不能帮助全世界的所有人重新恢复其做人的尊严和个人价值的意识,我们将会遇到不可预测的失败。”[6]

  芬柯斯坦认为,推动人们向这个目标前进,是享有社会特权者的责任;而这些所谓的社会特权者,就包括了新闻业者。在进步中的世界里,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就是帮助人们获得尊严和个人价值意识。

  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身处不同社会、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新闻业者,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各异。即便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社会责任论中的新闻业者该负责的对象也难以厘清。一名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针对的是什么?为了什么?如果他至少在理论上要对自己所报道的消息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负责,那么这个责任该归究于谁?这些问题都是《四种理论》尚未阐明的。“不可能是消息提供者,因为这与社会不相干。如果这个责任归因于出版者或政府的话,那么,我们所谈的主要是通过私人与雇主或公民与政府的方式而尽责。从表面上看,责任似乎应归于‘社会’。”[7]如此一来,又再次掉进了“社会”这个术语的怪圈。

  在《四种理论》中,有关前苏联理论的论述后来也成为传播业者和学者们批判的重点。对这一部分的批判,焦点集中在意识形态上,传播学者认为,韦尔伯·施拉姆执笔的前苏联报刊理论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例如,施拉姆写道:“马克思几乎从来没有谈过公众通讯工具问题。”[8]这是不全面的,下面这句马克思的话就完全否定了这一点,“交往工业(DieKommunikationsindustrie),它或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9]

  1980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扎苏尔斯基教授在其主编的《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一书中指出,《报刊的四种理论》作为美国新闻学理论的代表作,竭力美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影和电视,鼓吹这些国家实行的是自由主义传播制度;同时它又对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制度进行了歪曲和攻击,认为这种制度是集权主义的。

  1995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的威廉·伯里(WilliamE.Berry)等人撰写的《最后的权力:重议报刊的四种理论》,对曾经广为流传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提出批判,标志着新闻学理论研究开始摆脱冷战的影响和两极思维的局限。郭镇之评价说,《最后的权利》对“四种理论”进行了“总体批判”,预言了后者的死亡,指明了产生它的时代的终结。[10]

  对《四种理论》进行反思,寻找新的理论出路,除了《最后的权力》这一普遍引起关注的批判理论外,其他比较典型的案例还有:批判李普曼(WalterLippmann)的新闻与民主思想,以期真实地建构新闻的民主角色理论;批判埃默里(EdwinEmery)的新闻史观,在更广阔的时空领域真实地呈现新闻媒介的历史地位;批判媒介效果理论的商业化内涵,在把握媒介效果的人性内容中重建媒介效果理论;反思20世纪的西方新闻自由观念、新闻伦理观、客观报道理念,以期达到对新闻媒介垄断时代的文化批判等等。这一系列学术评论,从广度和深度上促进了新闻学的理论发展。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止息西方媒介理论的发展。1997年,芬兰学者卡尔·诺登斯特伦(KaarleNordenstreng)提出了媒介研究的“五种范式”[11],即:(1)自由主义—多元主义范式;(2)社会责任范式;(3)批判范式;(4)行政管理范式;(5)文化谈判范式。

  尽管诺登斯特伦提出“五种范式”的论文是以“超越‘四种理论’”为题,但声称要彻底颠覆英语世界既有媒介理论的,是英国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的詹姆斯·科伦(JamesCurran)教授和韩国国立汉城大学的朴明珍教授,二人主编的《去西方化媒介研究》(2000年)以全新的“五种理论”统领全书,汇集了多国学者以亚、非、拉美多国和地区为研究对象的22篇论文。科伦—朴明珍的五种理论模式分别为:(1)转型与混合社会理论;(2)权威/新自由主义社会理论;(3)权威/管制社会理论;(4)民主/新自由社会理论;(5)民主/管制社会理论。该书首次真正意义上对媒介理念进行了大规模、多国别的社会性比较研究,并将其置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语境)之下,突破了将二战以来的历史分为“冷战/后冷战”的二分法。

  尽管后来许多传播业者和学者对《报刊的四种理论》意见颇多,但它在人类新闻理论研究史上的地位仍不容小觑。事实上,许多新闻学者正是通过批判并继承《四种理论》,从而创建了自己的新闻哲学模式。

  美国学者威廉·哈切登在对《报刊的四种理论》改造的基础上,创建了革命理论和发展理论。1981年,在著作《世界新闻面面观》(TheWorldNewsPrism)中,他提出了自己的五种报刊理论模式。

  以“四种理论”为基础,哈切登保留了集权主义传播理论和前苏联传播理论,将自由主义传播理论与社会责任理论合并成为“西方理论”(WesternConcept),此外,还增加了革命理论(Revolutionary)和发展理论(Developmental)。哈切登的集权主义理论强调,国家占绝对统治地位,公民、个人和媒介都要受政府的控制,统治者有权禁止批评或反对政府的意见存在。在16世纪,西欧各国的小册子、书籍和报纸出版,都控制在国王和宗教组织手里,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时至今日,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和其它地区的现代专制国家,所崇尚的也还是集权主义。

  西方自由主义倡导报刊私有,私人和公共广播系统并存,强调不受政府控制的自由,但也重视履行道德和法律责任。美国、英国、日本以及西欧国家等一般都认可这种理论。

  哈切登认为,革命理论中的媒介带有非法或颠覆性质,他们不受政府控制,企图推翻政府。列宁可谓革命新闻工作者的代表,他主张利用合法报纸来履行革命组织的使命。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Khomeiny)的支持者就利用广播、图片从事推翻伊朗国王的活动。此外,非洲、印度、部分地区的殖民报刊,都可谓当代革命理论的实例。

  在哈切登看来,“发展理论”是集权主义的变化形式。“发展新闻学”的拥护者认为,大众传播应为发展经济、扫除文盲和政治教育服务;大众媒介必须拥护政权,否则就会阻碍国家建设的发展。因此,发展理论要求,就算是驻外记者,也必须服从本国权力机构的管辖。发展理论强调大众传播在国家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为信息必须用于推动整个国家的事业。相对于这个目的而言,个人发表意见的权利,就不那么重要了。

  哈切登的“五种理论”所持的立场、观点,与施拉姆等人的看法根本上是一致的。“五种理论”模式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超越前人,哈切登对《四种理论》的修改只是初步的。

  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的批判理论,对“报刊的四种理论”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美国学者赫伯特·阿特休尔就是批判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84年,他撰述的《权力的媒介》出版,这是美国新闻界继《报刊的四种理论》之后又一本全新的重要理论著作。

  在分析世界各地不同的新闻媒介体系后,阿特休尔形象地把它们比作一部含有不同主题、旋律和变奏的交响乐,进而把这部分交响乐划分为三个乐章,“每一乐章包含一个基本主题,而这个基本主题中又有不少变奏”。[12]作者把这三个乐章分别命名为:“巿场经济”乐章、“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乐章和“进步中世界”(发展中世界)乐章。“市场经济世界”指发达或次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世界”涵盖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信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国家;而“进步中的世界”则指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对此,阿特休尔解释说:“当我采用这些专门术语的时候,是完全认识到其局限性的。然而,如果我们能看到每一乐章中各种旋律变奏所产生的丰富多采的效果,那么我们就可以弥补这一缺陷。”[13]

  阿特休尔指出,“市场经济世界”中,新闻自由是指新闻媒介不屈从于权力,不受权力操纵,也不需要国家新闻政策来保护。简单地说,就是新闻记者不受任何外界控制。在新闻自由保障下,新闻事业以追求真理,公正地为人民服务,尽社会责任为目的。新闻媒介力求获得真理并反映真理,以非政治方式进行告知或教育,努力做到公开客观。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乐章里,阿特休尔认为新闻事业的目的在于寻求真理,尽社会责任,以政治方式教育人民,统一观点并争取盟友。新闻媒介不仅要客观报道现实,促进实际变革,而且担负着改变错误意识,教育工人使之具有阶级觉悟的责任。媒体也必须拥护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新闻自由意味着:反对压迫,全体人民的意见都得以发表,传媒发出的不仅仅局限于富人的声音。与“市场经济世界”相反的是,这一乐章认为新闻自由需要一项国家性的新闻政策,以便保证新闻自由的形式正确。

  阿特休尔在“进步中的世界”一章中指出,新闻自由指的是新闻工作者的心灵自由,它的重要性仅次于国家的存亡,因而需要一项国家性的政策来对自由提供合法保障。新闻事业的职责在于服务真理,尽社会责任,通过寻求与政府合作来服务民众,为各种有益的目的进行改革。因此,新闻媒介是争取和平、有益于社会变革的工具,能够沟通记者与读者之间的双向交流。

  阿特休尔的批判模式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考察了三种媒介体系。此外,他还从价值观和信仰的角度考察了生活在三种不同体系中的新闻工作者。他认为,“在所有三种新闻模式中,彼此认为对方模式为离经叛道”。[14]例如,市场经济世界的许多新闻工作者坚信,新闻媒介的任务是超脱政治,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公正地报道消息。但阿特休尔认为:“就这点而论,市场经济旋律的维护者是在自欺欺人,因为无论如何,新闻媒介都无法超越政治。”[15]

  批判模式对“四种理论”所奠定的新闻哲学“经典”分类进行了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同时,阿特休尔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一些天真想法:他们可以客观、公正地反映现实世界,自由地追求真理,而其它体系中的新闻工作者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对于西方新闻工作者顶礼膜拜的新闻自由,他得出结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新闻媒介都没有展现出独立行动的图景,而是为那些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提供服务。”[16]

  1985年,罗伯特·毕加德(RobertPicard)的论著《报刊与民主的衰落》(ThePressandtheDeclineofDemocracy)问世。该书在继承“报刊的四种模式”的基础上,吸取了哈切登把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论归纳为“西方理论”的做法,同时创建了“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Socialist)理论,为“新闻哲学”增添了新的理论内容。因此,毕加德模式是带有综合性质的。

  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有不同之处。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的西欧,源于与古典主义哲学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旨在提供多种渠道,使各种意见都能公开发表,以便推进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民主建设。倡导所有公民都享有媒介的权力,媒介受集体管理部门和法律控制,禁止非法干涉私人权力和其它经由法律认可的社会利益。媒介归公众团体、非营利性机构以及民间所有,不受政府或计划经济所控制。

  毕加德在书中写道:“在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中,媒介被视为人民的工具,是公用事业;人民的呼声、愿望,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表扬和批判,都可以通过它得以广泛传播。”在这种思想体系中,“媒介的运行是为了公民的需要,为了保障公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17]“这种体系下的媒介所有权将通过基金会、非营利性社团、新闻从业人员联合会和其它集体组织归公共所有,并不以营利为目的。”[18]这种理论和审核责任理论一样,要求媒介有多种声音,能发表不同的意见。

  综合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全新的新闻哲学理论。然而,这一模式仍有许多不成熟之处,毕加德把这个新增的理论与传统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理论都归入“西方”的名下,但同时又把它跟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区分开来,这是令人费解的。从毕加德的论述到后人对此一模式的探索,至今仍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虽然毕加德的模式存在体系或逻辑上的不足,但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却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大众媒介领域存在的一些其它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例如瑞典,虽然“西方新闻自由理论在瑞典社会中倍受推崇”,但“政府有选择地直接资助新闻媒介的政策已成为瑞典新闻管理体制中独具特色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19]这样做的目的,旨在帮助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小报生存下来,从而保证新闻媒介的多样化。此外,前南斯拉夫的新闻事业,则“既不同于西方,又有异于东方,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又异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既不是所谓权力结构中的第四阶层,又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20]虽然我们仍很难断定“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完全适用于这两种现象,但可以肯定的是,毕加德对综合模式的尝试乃饶富意义。

  [1] 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译介》载尹韵公主编《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1996年第4期。

  [2] 赫伯特·阿特休尔著黄煜、裘志康译《权力的媒介》第343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

  [4] 赫伯特·阿特休尔著黄煜、裘志康译《权力的媒介》第345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

  [7] 赫伯特·阿特休尔著黄煜、裘志康译《权力的媒介》第344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

  [10] 郭镇之《对‘四种理论’的反思与批判》,载程曼丽主编《国际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主办1997年第1期

  [11] McQuail,Denis(2000),McQuail’sMassCommunicationTheory,London:SagePublications,Pg.161~162.

  [12] 赫伯特·阿特休尔著黄煜、裘志康译《权力的媒介》第39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

  [14] 赫伯特·阿特休尔著黄煜、裘志康译《权力的媒介》第337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

  [17] RobertG.Picard,ThePressandtheDeclineofDemocracy.Westport,Conn:GreenwoodPressPg.701985

  [18] RobertG.Picard,ThePressandtheDeclineofDemocracy.Pg.67

  [19] 魏言《政府干预与报业竞争》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2期

  [20] 居延安《可供思考和研究的材料》载《新闻大学》198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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